台大校园里的傅钟

“一天只有21个小时，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。”这便是“傅钟”只敲二十一响的由来。这洪钟如今依旧高悬在台大校园里，每逢上下课时间，悠扬的声音穿过静静的傅斯年墓园和长长的椰林大道，向外散发好远好远。

　　和傅斯年的大气刚烈不同，傅园的气氛是深沉浓郁的。台北春日的一个午后，在台大附近淘书之余，我贸然闯了进来。7000平方米的这片天地里，榕树遮天，龙柏苍劲，柳杉挺立，鲜有人来，只有树上不知名的鸟儿，间或脆啼两声。绿树掩映中，斯年堂，一座仿希腊帕提农神庙的神殿式建筑耸立其间，亭前有无字方尖碑和喷泉水池，亭中是傅斯年墓。

　　有人这样讲述傅斯年的故事：五四运动参与“火烧赵家楼”的革命青年，办《新潮》杂志和老师们的《新青年》相呼应。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，更活跃于经营“学术政治关系”，运用手腕促成了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。这样的人来接掌“台北帝国大学”改制后的台湾大学，却突然间脑溢血就去了，最终埋骨于此。

　　傅当年接手时，刚刚从日据时代走出来的台大是个“烂摊子”。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“孤岛上的北大”，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，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，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，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，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。

　　1950年12月20日，傅斯年猝死于台大讲台，新闻广播说“傅斯年先生弃世”，却被学生听成了“傅斯年先生气死”。于是学生们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。直到台当局官员出面解释清楚，学生才退去。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后说：“有人攻击我，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：‘你们不配骂胡适之。’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。他也承认这一点。”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像傅斯年那样“有资格”骂他了，这一点令胡适落寞而痛惜无比。

　　天资聪颖、学术根底深厚的傅斯年，来台后依旧笔耕不辍，但和书斋里的书生比，毕竟教育行政事务缠身，无法完全投入到历史的故纸堆中。有同时代的学者替他惋惜：“他寄身政治，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。”而岛内作家李敖则从另一个方面去看，傅斯年虽然有政治理想，但他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延揽不去做官，“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。”李敖觉得这一点“很了不起”，因为像他这种“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”，“很苦”。

　　傅斯年选择入台后，在大陆一度被当作“反动史学研究”权威而遭到狠批，进而漫长的时间里几乎被人所遗忘。近年来“回到傅斯年”却渐渐成为大陆学界的一种声音，一些介绍、研究他的文字和图书开始热销。与一些如过眼烟云的学术人物和研究派别相比，傅斯年作为脚踏实地的“史料学派”代表，经过岁月的磨洗，却越来越显示出本有的光芒和存在的价值。毕竟时代在前行，连过去手敲的“傅钟”，现在都改成电动的了。

　　正是，斯园斯墓忆斯人，谁解当年傅孟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