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海龙简介：197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、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；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教授、系主任；2010年起任天普大学科技学院院长；2013年2月至今，任天普大学教务长、资深学务副校长。

其研究领域为物理化学，曾获得美国化学学会、美国光学学会等颁发的多个奖项。

他担任费城华声合唱团指挥17年，指挥过4场大型交响音乐会。

在中外科技界，喜欢音乐的科学家不乏其人，但能登台指挥乐团的，则是凤毛麟角。美国普天大学副校长、华裔科学家戴海龙博士，就是一位“下得实验室、上得大舞台”的科学家兼音乐指挥。

前不久，他应北京埃克森特乐团之邀，与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家柴亮同台合作，在北京音乐厅指挥了一场美轮美奂的“难忘的旋律——世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”。他指挥的《卡门序曲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流浪者之歌》等中外名曲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科学家是怎样拿起指挥棒的？作为大学副校长，如何兼顾管理与科研？作为华裔科学家，他推崇的文化思想是什么？演出结束后，记者就这些问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音乐就像生活中的红酒

它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能让你的人生更美满

记者：听说您考大学时想读音乐？

戴海龙：我是从小就很喜欢音乐，高中毕业参加联考之前，真是很想去念音乐，毕业后当指挥和作曲家。但父亲想让我成为一名工程师，我自己也琢磨：莫扎特从4岁就开始弹钢琴，自己则是到了十几岁才看到钢琴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后来，我考入台湾大学地质系。后来发现地质学刺激不起我的兴趣，大一读完后就转到化学系。大三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张娟娟的美国大学教授到台大开了近代物理课。我主修化学的同时辅修她的物理课，听完后感觉之前包在自己脑袋外面的“保鲜膜”被打开了，思路豁然开朗。

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当指挥的？

戴海龙：上大学后，我对音乐的欲望一直保持着。台大虽然没有音乐系，但有一个水准很高的合唱团，几百人报名、考试，最后只录取了40人。我考进去后当助理指挥。我们开过很多音乐会，也请很多专业教授来授课，我就跟他们学指挥。

从1971到2003年，我一直做合唱团的指挥。1995年，费城市庆祝“中国城”建成125周年，委托我办一个音乐会。我当时担任费城华声合唱团的指挥，之前曾与费城最大的专业合唱团——“孟德尔松”合唱团合作过。该合唱团的指挥哈勒是天普大学合唱系的系主任。我就邀请他合作，组成了一个80人的管弦乐队和200人的合唱团。我俩各自指挥半场，生平第一次指挥管弦乐团。

之后，我分别在2008年、2010年指挥了两场交响音乐，这次是我第四次担任大型乐团的指挥。

记者：在您看来，音乐与科学有怎样的关系？

戴海龙：我自己认为科学跟艺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。但我觉得，一个人即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做久了也会感到烦扰，需要一种另外的事情做消遣。

科学跟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需要“门槛”。你都要稍微入点门，才能领会其中的奥秘。这就像喝红酒，喝第一杯时可能不觉得好喝，只有慢慢品味、体验，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发现其中的乐趣。

记者：音乐对您的人生来说，意义何在？

戴海龙：通识教育有几个目的：成为贡献社会的合格公民，掌握养活自己的专业技能，享受或者美化人生。

音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只不过看你喜欢哪一种类。古典音乐就像生活中的红酒，能够品尝“红酒”的人生，才是有趣、美满的。

 “仕”不忘“学”

在美国不管你多有名、多有成就，竞争经费时没有任何优待

记者：您现在是天普大学的副校长、教务长，还有时间做科研吗？

戴海龙：无论是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系主任，还是现在当副校长，我都没有放弃科研。我一直以“做活跃的科研人员”为荣，目前还在指导8个博士后和博士生。

我主要是参与实验设计，指导学生做实验、写论文，但是不进实验室。

我每个礼拜都召集学生开两个钟头的会议，讨论实验中的问题。我还经常参加学术会议，有时候还到其他大学去做学术演讲，介绍科学的新进展。

记者：您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科研？

戴海龙：一边做管理一边做研究，是需要一点坚持的。就拿我来说，现在做研究最难的就是竞争经费。在美国不管你多有名、多有成就，在竞争经费的时候没有任何优待，评委们照样对你的申请报告鸡蛋里挑骨头，一些人就因为受不了这个而放弃。我常常是“好汉打落牙和血吞”，一次不成功就接着申请。

我担任天普大学科技学院院长的时候，有人就跟我讲：你都当院长了，就一心一意做管理吧。但是我觉得，即使“仕”也不要忘记“学”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文学家，当了大官照样不忘“学”，挤出时间读书、做文章。

现在天普大学的所有学院都是我管，一年支配的教育经费有七八亿美元；另外还有９个部门，包括学生宿舍管理。这样就很容易给自己一个借口，放弃科研。

我之所以坚持做科研，还因为是“工作需要”。比方我管研究，如果发现院长做研究都会遇到种种问题，那当教授的人问题就更严重了。因此，我会认真考虑解决的办法。

记者：您既做管理又搞科研，有时候还要指挥音乐会，也是有得有失吧？

戴海龙：是的，我因此放弃了很多。比如说，社交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很重要，这方面我参加的就比较少。我有时候和太太开玩笑：我可能要先得诺贝尔奖，然后才能选上院士。

但我从不后悔，因为做人做事情就要对自己真实。

衣食足而知荣辱

做科学不仅要让人尊重，也要让人羡慕

记者：目前国内青年人对科研的热情大不如以前，甚至一些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放弃了科研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？

戴海龙：几年前我问我们法学院的院长：从你的观点来看，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大动力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：一个是科技，一个是全球化。

我自己也认为，科技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最基本要素。无论是美国、德国，还是自然资源缺乏的瑞士、瑞典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中国的青年人不那么热爱科研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待遇有关。仓廪实而知礼节、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应该让从事科研、教育的人过上有体面的生活，既让人尊重，又让人羡慕。如果研究生的收入赶不上开出租的，那就有问题了。

记者：目前的确存在研究生找工作竞争不过本科生的现象。

戴海龙：我一直认为，大学教育必须要跟工业界结合。举个例子说，德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1/3，但每年毕业的化学博士跟美国一样多，一年约培养2000个化学博士，大多数都进了工业界。德国的化学工业之所以保持领先，就得益于此。

在很久之前，德国工业界就和学术界有一个默契：少雇本科生、多用博士生，所以本科生一定要念完博士才容易找到好工作。读博士最重要的，就是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样他参加工作后，就能使企业的技术得到更好的提升。

台湾在经济转型期就做得不够好，工业界喜欢雇硕士，所以当时台湾做研究的以硕士居多。其结果，是除了电子工业比较发达外，其它领域乏善可陈。

在中国大陆，应该考虑让工业界和学术界达成这样的默契，把人力资源导引到正确的方向，这样才有助于加快转型升级。

儒家文化与科学并不冲突

关键是要厘清优劣，发扬其精髓

记者：看得出，您对儒家文化非常推崇。

戴海龙：我的确很崇拜儒家文化。我在指导学生的时候，常引用孔子的话，比如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；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等等。

记者：有人说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。

戴海龙：我看不出儒家思想和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冲突。

比如《论语》中说，“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”。这说明孔子是很有追根究底精神的，不懂的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。再比如，他是很提倡学术平等的，这从他与子路等学生的对话中就能看得出。

我个人觉得，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，不是儒家文化，而是忽略自然科学、偏重经史的科举制度。

记者：您认为儒家思想最为核心的是什么？

戴海龙：是“仁”。“仁”由两个“人”构成，其本意就是平等、尊重、友爱、宽容，从中可以引申出很多有益的理念。

记者：您为什么这么推崇儒家思想？

戴海龙：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大家都应遵循的价值观。

儒家思想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如果丢弃了会非常可惜。

我并不是说照本接收。学术界要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重新洗涤、厘清，把有价值的东西传承、光大。